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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仍然适用于全球体系的组织和治理。儒家思想尊重权威，而在现代社会，这些“权威”来自于全体人类共同商定的“框架”，只有所有人参与其中并尊重“框架”中机构的约束，这一“框架”才能成功运作。因此，对于国家而言，需要尊重全球运行的“框架”与各种机构的权威地位，同时也要在全球义务与主权独立中寻求平衡，正如孟子“中庸之道”所揭示的那样。

过去数十年间，包容成为全球发展的主旋律，为世界大部分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与安全。如今，全球正面临对抗与合作之间的抉择，气候变化、全球债务、国际冲突、贫富差距等问题十分棘手。值此关键时刻，我们需要敦促所有国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意外后果的行动，开展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当今世界变局之中，可借鉴孟子“反求诸己”的智慧，通过开展对话、相互包容和理性决策来弥合分歧。

亚太地区拥有全球60%的人口C7电子娱乐，东方文明在这一区域占主导地位C7电子娱乐，但这并不妨碍拥有不同文明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这一地区实现建设性沟通与合作。如中国与新加坡就将儒家思想纳入其社会治理模式，以平衡经济增长、增进社会凝聚力和推动国家现代化。太平洋国家也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重视共同的价值观，太平洋岛国论坛(PIF)鼓励成员国之间相互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亚太经合组织(APEC)则将亚太地区大大小小、拥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凝聚在一起，通过合作，共同致力于实现地区繁荣。东盟(ASEAN)的成功也十分类似。

从个人经历出发，我认为亚太地区各项合作的成功，均有东方思想的助力，尤其是孟子思想所倡导的领导力。通过追求和培养富有同情心、公正和负责任的领导力，这些古老的思想对于推动本地区的现代化具有现实意义。亚太地区的成功业已证明这一点，且亚太地区未来很可能继续成为全球发展和增长的引擎，因此我希望该地区的国家能将互利合作作为地区发展的动力，避免分裂。

孟子的思想启示我们，整个人工智能领域迫切需要致力于以人为本的研究开发；需要制定规则和指导方针，从而确定人工智能的道德管理和透明问责；行业领导者必须在人工智能的算法设计、控制及关键决策中承担道德责任；公共和私营部门需要教导民众相关知识，并努力就私人数据的使用达成共识。孟子的中庸之道，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发挥作用的环境至关重要。虽然人工智能可以带来效率和优化，但领导者必须确保它是对人类决策的补充，而非取代。尽管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潜力无限，但人类迫切需要在效率与监管之间达成平衡。

回到孟子的“性善论”，在发展人工智能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作为产品的人工智能可以继承人性之本善。人工智能本质上无关好坏，它所带来的影响完全取决于使用者和开发者。故而使用者和开发者必须承担起责任，确保其发展不会超越人类思考的范畴。与此同时，公共机构的监管也应迎头赶上。否则，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相关行业在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基础上进行自我监管。

在我们塑造各自文明的同时，我想起了毛利文化中的一句珍贵谚语，“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回答就是‘He tangata，He Tangata，He Tangata’——‘是人，是人，是人’。”我们很幸运，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学习他们的远见和智慧，但接下来要做的，将决定我们能否像前人一样，为发展不同文明作出贡献。我相信，决定这一代人贡献的不是我们已经做了什么，而是接下来要做什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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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审判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海洋强国建设方面肩负重要责任。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海事审判机构最多最齐全、海事案件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的国家。越来越多其他国家的当事人，在纠纷所涉争议与我国没有实际联系的情况下，主动选择我国海事法院管辖，充分彰显了我国海事审判的国际公信力与影响力。

海事案件主要涉及船舶、运输、海洋开发利用或者相关领域中的民商事纠纷，具有专业技术性强、涉外因素多、程序规范特殊等特点，在国际司法领域占有重要地位。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有了专门的海事审判实体法。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颁布，为海商法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程序保障，标志着我国海事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形成。海商法立足我国实际情况，充分借鉴吸收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和有广泛影响的标准合同的有益经验，对海事领域的特有制度和规则进行了全面规定，是与国际接轨程度较高的一部法律，为我国大力发展航运业和外贸业、加快建设海运大国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随着海事审判和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C7电子娱乐，最高人民法院切实履行审判监督指导职责，先后发布涉无单放货、船舶碰撞、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等多个司法解释及指导性案例，有力推动了法律正确统一适用，保障了海事审判公正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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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是中华典籍中最古老的经典之一。不同于后世思想家的论著，它是上古圣君贤臣关于现实政治的实践经验总结，作为王室档案留存，成为留给后世国家统治者的政治思想遗产。此书中深藏着哪些“人权”思想？它对全球人权治理有何启示意义？从事思想史研究40余年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姜广辉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就上述问题进行解读。

姜广辉：《尚书》首篇《尧典》，终篇《秦誓》，大约反映距今4000年至2600年前的古代社会生活。其前期属于原始氏族公社共产制社会C7电子娱乐，后期属于周王朝分封采邑制社会。原始氏族公社的社会形态，在世界各民族早期历史都曾有过，当私有制国家出现后，这种社会形态在西方很快就被破坏掉了。但在中国古代，这种原始的血缘氏族共同体的社会形态非但没被破坏，反而得到加强。

正如美国哈佛大学考古学、人类学教授张光直所言：“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转变的阶段，血缘关系不但未被地缘关系所取代C7电子娱乐，反而是加强了，即亲缘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往的历史观认为，西方的历史发展是正常的，中国的历史发展是不正常的。对此，张光直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即从中国古史中看到的文明演进路径，是世界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我将中国的形态叫做‘连续性’形态，而将西方的叫做‘破裂性’形态。”

采邑主属于贵族，其采邑可能由一个或许多个氏族族群组成，而一般氏族成员成了采邑平民。作为贵族的采邑主与作为平民的氏族成员虽是一种不平等关系，但并非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相对抗的关系。相反，采邑主与采邑平民因同处一个共同体中，有一种休戚与共的情怀。采邑主因有巩固现有社会地位、争取更高社会地位的需求，需将本采邑的平民变成自己最信赖的族人和战士。因此，平民之间仍保留着原始氏族共同体兄弟般的友情，平民与贵族之间也保持着亲长般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而言，采邑中平民的地位较此前并无明显下降。若从“人权”的视角来看那时的民众，状况并非很差。也就是说，中国原始社会向文明国家过渡时，并没有走向西方古罗马那种奴隶制的极端形态，而是发展为一种较为温和、较符合人道的文明社会形态。所以不能因此认为西方古代奴隶制社会形态是正常的，而中国所走的文明国家社会形态是不正常的。

“协和万邦”是佑护人类的重要理念。这在《尚书》首篇便已点明。尧、舜时代是所谓“天下万邦”的时代，当时每个氏族族群都在思考，同为人类，大家是否都有生命安全、生存发展的权利？在我看来这应该是“人权”问题的逻辑起点。尧帝将人类看作一个大家庭，视他人为兄弟、他国为兄弟之邦。中国文化的智慧重在处理和解决人际关系，而最大的人际关系是国与国的关系。今天我们已清楚看到，此问题若处置不当，将会导致人类毁灭。这一真理在四千年前已由中国圣人揭示。

“尧舜禅让”是树立“推选制”的典范。“尧舜禅让”讲的是最高执政者的推选制度，有些类似于古罗马元老院推选新执政者，但中国的尧、舜时期要比古罗马早两千年。这种推选方式注重个人品德、能力和业绩，而不在乎身份显赫或微贱，其意义就在于人人都有被推选权。“公天下者莫如尧、舜，选贤能以禅让，太平大同之民主也。”晚清康有为曾如是揭示上古尧舜“禅让”的意义。

“汤武革命”开创“反暴政”的传统。近现代人们曾认为“革命”一词出于晚近。其实，“革命”不仅是中国最古老的词汇之一，也是一个相承不衰的优良传统。《尚书》中记载商汤王伐夏桀、周武王伐商纣的文献，表明了民众在统治者暴虐无道时保留“革命”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中国古代传承下来的一种特殊的“民权”。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重民”思想。何为“民之所欲”？“欲”就是需求。我们可将《尚书·泰誓》中的“民之所欲”与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关于人的“五个需求层次”联系思考。其关于人的生理、安全、社交和尊重需求，在《尚书》及其后的儒家思想中都有积极肯定的资料。至于第五项“自我实现需求”，从《尚书》中还看不到民众“自我意识”觉醒的相关资料。大约从孔子创立“私学”时，一部分民众通过游学方式来实现“自我实现的需要”。

姜广辉：当今世界，一些西方军事强国一方面高喊“人权”，一方面实行“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各种形式的新殖民主义、对别国主权和民族统一以及领土完整的侵犯、破坏和威胁等，实际上是对“人权”的公然肆意侵犯。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国际人权学者呼吁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加以规范，制订新的“第三代人权法则”，并称其为“团结权”，以弥补现今《世界人权宣言》之不足。

西方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卢梭等思想家倡导中国儒学理念，以抗衡宗教压迫和封建统治C7电子娱乐，为资产阶级兴起张目。所以西方在制订第一代人权时，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观念作为法国国民公会1789年通过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第4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学者张彭春担任新成立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唯一副主席，实际参与主导了第二代人权代表作——《世界人权宣言》的制订。这部人权宣言不仅吸收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观念，还将儒家“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良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等许多思想观念融汇其中。我认为，中国人在世界第一、二代人权宣言制订时没有缺席，将来在第三代人权宣言制订时也不会缺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