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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冯迎春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起诉指控：2000年至2023年，冯迎春利用担任陕西省黄陵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土地开发、项目建设、职务调整、司法审判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身为司法工作人员，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依法应以受贿罪、徇私枉法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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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北京11月19日电 (记者 阮煜琳)亚洲清洁空气中心执行副总裁格林达·巴坦·巴特里纳日前在北京表示，深入开展区域交流与合作是支撑亚洲区域实现清洁空气的关键。在中国，京津冀等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成功案例在亚洲区域传播与推广，向其他亚洲国家和城市提供借鉴和参考。
亚洲地理面积约占全球30%，居住着世界上60%多的人口，是过去20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很多亚洲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和机动化的进程之中，同时面临着空气污染控制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巨大挑战。亚洲清洁空气中心编制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是亚洲最大经济体，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不仅可以惠及本国，对于亚洲乃至全球都意义重大。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纪委书记丁辉表示，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大气污染治理，自2013年以来通过一系列措施取得显著成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绿色低碳全面转型的挑战，中国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将减污和降碳工作有机衔接、统筹部署、一体推进。中国愿与各国一道，凝聚共识、团结合作，共同探索实现多目标协同的政策与行动，携手为构建清洁美丽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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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词语与观念之间并不是简单固化的一一对应关系。有某个词语和某种表述，当然就会产生某种观念，但某种观念却并不一定只由某个词获得一种表述。比如“内圣外王”这个词和表述来自道家经典《庄子》的《天下篇》，但这个词又往往被用来阐述儒家经典《大学》中的“修齐治平”观念。也就是说“内圣外王”这个观念，既可以用这个词本身来表示，也可以用“修齐治平”来表示。
其次，要看所提思想的文化背景和思想层次问题。西方“人权”概念提出的背景是神权和封建专制对个人权利的压制，因此人要抗争，以争取权利。而中国古代社会情形和思想从总体上是天人合一、君民一体，民本思想影响很深远。统治者必须给民众以生存权、财产权，必须关注和保障民生，因而“人权”其实是中华文化、文明的应有之义。中国古代虽没有“人权”一词，但却有“人权”理念。
陈仁仁：中华典籍中有很多人权理念。单以儒家为例，“仁者爱人”“仁者人也”的思想，把关爱他人的“仁爱”精神当作人的本质属性，以及《易传》以“仁义”为“人道”，是人道主义和人权观念最深层的人性和人格基础。孔子“厩焚”“问人不问马”，孟子所谓“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以及“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使民养生丧死无憾”，表明对人生命的尊重和生存权的维护。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是平等受教育权的一种表现；孟子所谓“制民之产”则是对民众财产权的保护；荀子所谓“人最为天下贵”，是对人价值的充分肯定；“民本”思想则是人权理念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集中体现。这些人权理念是中华文明之所以为“文明”的重要基础。只有基础打牢了，文明发展才能持续。
陈仁仁：在我看来9479威尼斯，此次面向海内外征文对推进中国当代人权事业发展有两个方面的特殊意义：一是加强对中国人权话语体系建设之学理基础的研究，尤其是通过发掘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人权理念，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提供历史经验、智力支撑，进而增强文化自信、文明互鉴；二是提升全社会对人权的思想认识9479威尼斯，增强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
中外学者从不同视角解读和研究了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并有诸多新突破和发现。首先是文献方面的拓展和突破，本次会议论文涉及的中华典籍除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外，还涉及新出土文献和法律文书、古代律令等；其次是研究成果方面的发现9479威尼斯，如从理论上广泛揭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各种人权意识，包括生命权、生存权、发展权、自由权、财产权、人格权、尊严权、环境权等；同时从古代典型案例、文献和历史故事中发掘出不少具体领域的人权理念，比如秦汉简牍文献中的女性恤刑理念，具体律令和法律案件体现的“恤贫”“恤弱”“恤幼”观念，以及官箴法律文化中的人权理念等。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人权理念和智慧，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必定能对当前诸多人权问题提供有益启迪。崇尚和平，主张“和而不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和平权或者和谐权是现代人权的重要内容，中华文化必定能以“同人于野”“类族辨物”的广泛团结和求同存异精神，实现个体和集体的人权。当然，对于当今面临的人权问题，需要作具体深入的研究，中华文化不一定都能给出标准答案，但一定能为人权进步与发展贡献丰富的思想资源。(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