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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王立夏接待了潼潼妈妈，潼潼妈妈当时情绪焦躁，她告诉王立夏，她与丈夫已经分居，离婚诉请已经送至法院，尚未开庭。女儿潼潼住在男方家中，按约定女方应于双休日接孩子，却遭到男方拒绝。王立夏了解到，为了争夺孩子，双方多次发生冲突，女方甚至还拨打110报警。然而面对男方拒不开门的态度，警察也是爱莫能助。
王立夏说：“对于这样的局面，如果处理不当会导致矛盾激化，甚至有可能演变成‘民转刑’等恶性事件。”王立夏细细梳理案情，发现夫妻双方原先婚姻美满，因女方认为感情破裂提出离婚，本着好聚好散的原则男方也同意离婚，但双方对孩子抚养权和财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于是女方诉至法院。这一举动激怒了男方，于是出现了藏匿孩子不让女方探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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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贪图小利，逃避海关监管，汪某从香港雇佣“水客”通过随身携带的方式将大量钻石走私进境，6年间共计偷逃应缴税款330余万元，最终难逃法网、锒铛入狱。新京报记者获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被告人汪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为贪图利益走私钻石，男子共计偷逃应缴税款330余万元汪某原是某珠宝有限公司的职员,对于珠宝行业有一定的了解。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改善家庭生活条件，汪某从2012年便开始自己创业，主要经营翡翠、钻石、珍珠等品类。一开始，他主做国内业务，到了2014年的时候，汪某在深圳的某珠宝店通过熟人认识了李某，李某称自己能够从香港走私来便宜的钻石，于是汪某就和李某建立了联系，开始与李某合作。有时候，汪某把客户需求发给李某，然后由李某与外商联系寻找货源，有时候，汪某自己在境外网站上寻找，并直接与外商联系订货。确定货物、价格以后，汪某将“订货表”通过邮箱发送给李某，李某就去香港取钻石和GIA证书，在香港直接将“GIA证书”快递邮寄给境内货主，然后雇人通过随身携带的方式将“钻石”走私入境，入境之后或直接寄给汪某，或直接寄给汪某提供的客户。2014年至2019年，被告人汪某以上述方式订购、运输钻石入境，而该种方式逃避海关监管已涉嫌走私。经计核，他共计偷逃应缴税款人民币330余万元。2021年底，汪某等人被北京海关缉私局查获。2022年，检察机关对汪某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向北京四中院提起了公诉。法院：男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检察机关指控，2014年至2019年，被告人汪某从境外公司订购钻石，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取货单发送给李某（另案处理），委托李某在香港取货后经无申报通道在深圳走私入境。经计核，汪某通过李某走私钻石入境共计偷逃应缴税款人民币330余万元。被告人汪某于2020年11月1日被抓获到案，到案后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退缴人民币60万元。根据相关规范，钻石入境的税率为17%。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上海钻石交易所监管办法（2018年修改）》第十七条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全国一般贸易项下除工业用钻以外的钻石进出口统一集中到上海钻石交易所海关办理报关手续。对以一般贸易方式在上海钻石交易所海关报关进口且自上海钻石交易所销往国内市场的钻石免征关税，对毛坯钻石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和对成品钻石进口环节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4%的部分即征即退，即钻石入境在适用税收优惠政策后的税率为4%。庭审中，辩护人提出走私钻石案件应当按照上述4%的税率计算偷逃税款，而不应当以17%的税款计税。他认为，经过上海钻石交易所销往国内市场的钻石，征收税款的实际税率为4%，超过4%的部分即征即退，因此给国家带来的税款损失应该按照4%税率计算偷逃税款。北京四中院经审理认为，对于走私钻石入境的，因不符合适用税收优惠的相关限定条件，在计核偷逃税额时，不适用免税或退税政策。本案中，汪某委托李某在香港取得案涉钻石后经无申报通道在深圳走私入境，逃避海关监管，所以本案在计核偷逃税额时，不应适用免税或退税的优惠政策，应当按照全额计算偷逃税款。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终，北京高院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法官提示，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通过正规渠道进口的钻石，国家给予相对较大的优惠政策。本案中，汪某不仅不享受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反而铤而走险，在明知李某是雇人走私钻石入境的情况下，仍委托李某走私钻石入境，致使自己最终锒铛入狱，美好的生活亦毁于一旦。广大经营者要以此为鉴，合法、诚信、按规经营，合理利用好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切莫触碰法律的底线。新京报记者 慕宏举 通讯员 王雅玮 刘津宁编辑 杨海 校对 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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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医改界》传媒总编辑、北京三医智酷医院管理发展研究院院长魏子柠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些医疗机构出现在编不在岗人员的情况可能不多，但也属正常情况。按照规定开除不返岗的人，在任何单位其实都是一样的，按照要求对长期不在岗的工作人员进行处理，有利于维护行业规则，但是医护人员正常待遇也应同时予以保障。
记者注意到，11月15日，余干县卫健委官方微信公众号已将13日发布的公告删除。不过根据此前截图显示，该公告称，根据余干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县卫生健康系统人员在编不在岗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余干县卫生健康系统相关单位已于2023年9月下旬至2023年10月上旬间先后两次向在编不在岗人员进行限期返岗告知。在此期间，瑞洪镇中心卫生院的曹国予和玉亭镇卫生院的张权权返岗。今年以来，截至11月13日，曹国予、张权权无故擅自离岗达15天以上。
记者查询后发现，在2023年10月11日，余干县卫生健康系统人员在编不在岗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曾发布过返岗公告。当时的消息称，余干县卫生健康系统相关单位于2023年9月下旬至2023年10月上旬期间先后两次向在编不在岗人员进行了限期返岗告知，但截至2023年10月10日仍有19位同志未返岗上班。同年10月20日，该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第二号公告称，余干县中医院有一名职工截至2023年10月20日仍未返岗上班。
《医改界》传媒总编辑、北京三医智酷医院管理发展研究院院长魏子柠在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些医疗机构出现在编不在岗人员的情况虽然并不普遍，但是也并不能说有多罕见，“任何一个单位，都有概率会发生此类情况，有些人因为各种原因选择离开也很正常，卫健部门定期统计在编不在岗的人员，进行人员重新统计梳理，也是正常维护行业规则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