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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在致辞中表示，陈复礼先生在摄影作品中展现出高超的摄影技术和独特的东方美学神韵，影响着一代代中国摄影人的创作实践。陈复礼先生是文化交流的使者，持续推动海峡两岸及香港摄影界交流交往、共同发展；改革开放后，他还在香港创办《中国旅游》杂志，用摄影向世界展现中国的人文风土。本次入藏的作品几乎涵盖了陈复礼先生各个创作时期的艺术风格，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影像类藏品的收藏体系。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8868网页在线登录，第十届中国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前光忆起1992年与陈复礼一同前往陕北采风时的场景，“我尊称陈先生为摄影大师8868网页在线登录，他却摆摆手说：‘我只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李前光说，陈复礼先生的爱国之情、诗情之意、宽厚之德，持续激励和感动着各地摄影人，“他仍然活在艺术世界，推动中国文化艺术繁荣发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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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明确指出：“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生命权的观念最早可追溯到《汉谟拉比法典》和《希伯来圣经》。欧洲启蒙运动先驱之一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说：“生命权是基本人权。如果一个社会契约无法保护人的生命权，它就是无效的。”在任何情况下，生命权都是最高的人权。
这一观念在中国古典作品中也有深刻体现。《孟子·公孙丑上》中存在“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的表述；《道德经》中提到“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墨翟在《非攻》中提到“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
方强：两者在人权观念上的相似性有很多，都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认可的几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方面着墨甚多。西方经典更多受宗教影响，而中国经典文化则更多从教育家、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角度出发，探讨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如美国早期清教移民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建立的马萨诸塞湾公司，就用圣经中的“上帝十诫”作为当地法律，告诫信徒不要滥杀无辜和偷盗。在中国，不少儒家经典都是从人类道义和社会政治伦常出发，要求不要滥杀无辜。
方强：一些欧美启蒙运动思想家都曾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如，伏尔泰对中国古代文化很着迷。在《风俗论》中，伏尔泰提到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先驱。他认为中国社会讲究理性和包容，并借此批判其他国家守旧、不拥抱现代主义。有学者认为，正因为伏尔泰的作品中包含中国因素，才让他成为启蒙运动中的“philosophe”(启蒙运动者)。
中西经典文化对人权的贡献没有过时。很多西方经典著作里的内容，在近代启蒙运动中被接受和发展成近代政治理念，如欧洲思想家重新阐释了《圣经》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并将其扩大为尊重人格、生命、自由和财产等基本人权。中国古代经典中的许多人权理念，在今天也得到继承与发展，如民本思想、对个人财产的尊重和保护等。(完)
方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鲁斯校区历史系教授、美国华人社会科学教授协会主席，曾任美国中国历史学家学会主席(2017-2019)以及《美华史记》期刊主编。现任“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书系主编。主要著作有《谁在研究中国》、Communist Judicial System in China(《新中国司法制度史》)、Power versus Law in Modern China (《近代中国的权与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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