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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7月上海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被扩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来，崇明分局按照长三角区域警务一体化建设要求，立足深化生态警务，聚焦跨区域严打突出犯罪、强化风险源头管控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以联动江苏启东、海门的崇启海融合警务工作站为载体，牵引三地公安机关毗邻区域联巡、警务处置联勤、协查响应联动，切实守护省际交界区域和谐稳定，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崇明分局牵头建设崇启海融合警务工作站，由崇明、启东、海门三地公安机关共同派员入驻，打造区域警务合作实体化承载平台，构建高效、扁平的运作机制，一体化履行指挥调度、安保执勤、治安联管、案件联侦、生态联防等职责，持续推进横沙岛域立体化综合防控和长兴地区圈层防护体系建设。今年以来，崇明分局通过深化跨区域联打联防措施，实现合作区域报警类、纠纷类警情数“双下降”。

近期，崇明分局针对海永、启隆两地人员向崇明岛域流动频繁、涉三地农村地区矛盾纠纷多发的实际情况，依托崇启海调解一体化发展工作模式，将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三所联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向融合警务工作站延伸，积极联合律师、司法、综治等力量驻点开展调解。目前，已成功化解跨区域矛盾纠纷15起，调解成功率达100%。

今年以来，崇明分局围绕“边界平安守护”主题，组织合作区派出所以“砺剑2024”系列专项行动为牵引，加强交界区域治安问题联合摸排分析，定期组织集中清查、设卡临检和集中整治，切实维护区域治安稳定。完善重大刑事案件跨区域协作和同步上案机制，提升跨区域打击效能。定期召开崇启海三地轮值工作例会，确保毗邻联合警力“想到一起、干在一起、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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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份《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受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龙岗大队委托，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对姚某明的刑事类行为能力进行鉴定。经鉴定，姚某明存在酒精有害使用及酒精依赖综合征，但这种精神状态不属于精神病，只是滥饮酒和酒精成瘾；且截至涉案后（含涉案期间）尚未因酒精导致急性或慢性精神病性障碍及智力（含记忆）等认知功能损害；姚某明虽因失眠而服用助眠药物，但案发前一天因饮酒未服此类药物，虽案发后在其血液中检测出微量氯硝西泮，但对其驾驶行为时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不构成影响；鉴定检查也未发现其他影响其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理因素。综上，鉴定意见为：1、姚某明存在酒精有害使用及酒精依赖综合征；2、该症状不属于《机动车驾驶申领和使用规定》中的精神疾病（含精神病、癔症）；3、姚某明的肇事行为无精神病理因素影响，辨认和控制能力正常。

该案遇难者家属、伤者及代理人认为，《司法鉴定意见书》使用技术规范包括《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下称《CCMD－3》）、《国际疾病和相关健康问题分类第十版：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下称《ICD－10》）。其中，《CCMD－3》分类就有“10.1酒精所致精神障碍”Kaiyun全站官网登录入口，10.x3为“依赖综合征（成瘾综合征）”，10.x4为“戒断综合征”； 《ICD－10》编号F10为“因使用酒精所致的精神和行为障碍”。“根据上述两份文件规定，既然已认定姚某明存在酒精有害使用及酒精依赖综合征，那么必然得出姚某明有精神病性障碍。《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前两项结论自相矛盾，鉴定结论2不符合鉴定意见的法定采信规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在发表辩论意见时Kaiyun全站官网登录入口，检方坚持其在第二次庭审的意见，即认为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姚某明刑事责任，姚某明构成自首情节；希望法庭在定罪量刑的时候，既要考虑姚某明认罪悔罪的态度，更要考虑被告人姚某明发生事故时血液中酒精含量、超速情况，以及发生事故后，姚某明既没有积极保护现场救治伤者，也没有主动地向被害人及其家属道歉，赔偿的金额也没有弥补被害人的全部损失Kaiyun全站官网登录入口，没有得到被害人谅解等相关情况Kaiyun全站官网登录入口，依法予以判处。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2023年10月24日下午，刘霁虹（澳籍华人）驾驶盛万江公司黑色商务车搭载公司董事长钟国英、董事钟昀、销售经理江元谦以及一名意大利籍客户，正常行驶至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南坪快速路保安立交桥路段时，被姚某明驾驶的汽车追尾，致使商务车车身前部与左侧护栏发生碰撞。此后，商务车又撞上同向行驶的车辆。此次事故导致钟国英、江元谦经抢救无效后死亡，其余3人受伤，其中刘霁虹重伤。深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龙岗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下称《认定书》）显示，经鉴定，姚某明血液酒精含量为220.48mg/100ml，且超过限速标志的最高时速（限速60km/h，实际119km/h，超速98.3%），应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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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慕宏举）股东向公司转账的款项被记成“其他应付款”，债务公司要求股东还债被拒，债务公司遂起诉要求将股东列为被执行人承担补充责任。近日，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获悉，法院支持债务公司诉求，两股东均应承担补充责任。新京报记者了解到，甲公司于2013年成立，注册资本为300万元，其中股东张某认缴180万元，股东阎某认缴60万元。2021年9月29日，因为甲公司迟迟没有履行两年前就已到期的1000万元债务，乙公司起诉甲公司还款并获法院支持。执行中，甲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而乙公司发现甲公司股东张某尚有124.5万元未实际出资、阎某尚有54万元未实际出资，便于2023年6月申请将二人列为被执行人并要求其承担补充责任。张某、阎某则主张，其二人曾经通过阎某向公司转账220万元，已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不应再承担补充责任。这220万元是何来历？原来早在2014年，股东阎某曾分三笔向甲公司转账共计220万元，公司记账凭证中记载为“其他应付款”。直到2021年9月6日，甲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前述220万元款项包含了股东阎某自己的54万元出资款，以及受股东张某委托代其出资的124.5万元，所有出资都用于公司运营。2021年11月，张某将全部180万股权转让给阎某。北京二中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220万元款项是否已经转为股东实缴出资。其一，阎某向甲公司转账220万元时并无缴纳出资款的意思表示，即使该220万元汇入甲公司账户后用于公司经营支出，亦不能直接证明阎某汇款时系缴纳股东出资款。结合公司记账凭证等证据，该款项应认定为阎某对甲公司的债权。其二，甲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将该款项确认为补缴出资款时，甲公司与乙公司已发生合同纠纷诉讼，甲公司的股东应对此知情。在甲公司涉诉且即将被判决负债的情况下，股东会以决议形式将股东的债权转化为股东对甲公司的出资款，等同于认可股东以其对公司享有的债权抵销其出资义务，进而等同于赋予了股东债权优先于其他债权受偿的地位，将会导致对包括乙公司在内的其他外部债权人不公平的结果。因此，阎某依据股东会决议主张其已实缴出资，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阎某与张某均明知双方未实缴出资，张某于前述股东会决议之后将其股权转让给阎某，乙公司作为债权人仍有权主张原股东张某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阎某作为受让人应对张某的前述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最终判决支持乙公司追加张某、阎某为被执行人。张某应在其未出资124.5万元范围内对甲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向乙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阎某应在其未出资54万元范围内对甲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向乙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在124.5万元的范围内对张某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编辑 甘浩校对 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