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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7月,医院迁入麦家圈新院舍,因院址坐落于山东路,俗称山东路医院(Shantung Road Hospital),亦称“仁济医馆”。1952年11月29日,经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批准,医院由上海第二医学院接管成为其附属医院。随后于1966年和1972年分别更名为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工农兵医院、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跨越三个世纪,历经180个春秋,仁济医院创造了无数中国和世界医学史上的传奇,全国首家护校、国内首个骨科病房、中国第一台人工心肺机、首例针刺麻醉下心内直视手术等,都诞生于仁济医院。医院培养了一大批仁心仁术、勇于创新的医学人才,如:中国内科学奠基人黄铭新,中国外科学奠基人兰锡纯,中国第一批工程院院士、中国消化病学奠基人江绍基……他们为西医在中国的发展立下了一座座里程碑。
在数字化方面,仁济医院坚持数字赋能发展,“便捷就医服务”七大场景已全部落地,在全市最早实现医疗费用脱卡线上支付,已与全市9个区51家养老机构签约建设云诊室,“互联网医院+养老院”创新模式覆盖超过1.9万张床位;在人才培养方面,2014年,在仁济医院成立的上海—渥太华联合医学院,开创了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教学国际化改革先例;2019年与法国医学科学院和斯特拉斯堡大学医学院合作共建“中法外科学院”,标志着医学教育国际化再进一步。
《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明确指出:“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生命权的观念最早可追溯到《汉谟拉比法典》和《希伯来圣经》。欧洲启蒙运动先驱之一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说:“生命权是基本人权。如果一个社会契约无法保护人的生命权,它就是无效的。”在任何情况下,生命权都是最高的人权。
这一观念在中国古典作品中也有深刻体现。《孟子·公孙丑上》中存在“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的表述;《道德经》中提到“夫乐杀人者kaiyun下载app下载安装手机版,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墨翟在《非攻》中提到“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
方强:两者在人权观念上的相似性有很多,都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认可的几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方面着墨甚多。西方经典更多受宗教影响,而中国经典文化则更多从教育家、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角度出发,探讨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如美国早期清教移民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建立的马萨诸塞湾公司,就用圣经中的“上帝十诫”作为当地法律,告诫信徒不要滥杀无辜和偷盗。在中国,不少儒家经典都是从人类道义和社会政治伦常出发,要求不要滥杀无辜。
方强:一些欧美启蒙运动思想家都曾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如,伏尔泰对中国古代文化很着迷。在《风俗论》中,伏尔泰提到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先驱。他认为中国社会讲究理性和包容,并借此批判其他国家守旧、不拥抱现代主义。有学者认为,正因为伏尔泰的作品中包含中国因素,才让他成为启蒙运动中的“philosophe”(启蒙运动者)。
中西经典文化对人权的贡献没有过时。很多西方经典著作里的内容,在近代启蒙运动中被接受和发展成近代政治理念,如欧洲思想家重新阐释了《圣经》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并将其扩大为尊重人格、生命、自由和财产等基本人权。中国古代经典中的许多人权理念,在今天也得到继承与发展,如民本思想、对个人财产的尊重和保护等。(完)
方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鲁斯校区历史系教授、美国华人社会科学教授协会主席,曾任美国中国历史学家学会主席(2017-2019)以及《美华史记》期刊主编。现任“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书系主编。主要著作有《谁在研究中国》、Communist Judicial System in China(《新中国司法制度史》)、Power versus Law in Modern China (《近代中国的权与法》)等。
李超在当天的发布会上介绍,这批案例包括,某地项目招标中限制外地小规模工程建设企业参与投标,违规要求投标企业必须在本地注册登记、设立本地分支机构,妨碍了经营主体依法平等准入;某地违规增设风能资源开发运营准入条件,要求民企需捆绑国企共同参与风场资源开发,这是典型的设置市场准入壁垒。这些案例涉及的问题都得到了及时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