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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中学严禁学生携带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并鼓励学生举报。宋某趁同班同学周某不在，从其书包里搜出平板电脑交给老师，得到了老师的一瓶牛奶奖励。周某得知被宋某举报后，打伤其头、手等部位，构成轻伤二级。被打同学诉至法院，最终法院依法认定打人者周某承担50%的民事赔偿责任，学校承担30%的责任，宋某自行承担20%的责任。

法院依法认定三方都有责任，也就从司法层面明确，违反法律、行为过界的并非只有打人者。当然，打人者周某在得知被举报后，采取暴力手段将同学打致轻伤二级，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毫无疑义。被打同学宋某的举报行为，虽然在所谓的学校制度的允许下，但他却是在对方不在场的情况下翻包，并私自取走他人物品。这种侵犯别人权益的行为，即便打着“正义”的旗号，也明显越了界。

如若举报的问题涉及严重的品行不端、校园霸凌等行为，本意是维权或打通救济渠道，大抵会是另一种观感和结果。可如果举报都用在了日常违规这种小问题上，短期内互相监督也许管用，但长远看可能反而会损害学生间的信任。学生们可能会顺应或利用规则，过分盯着别人，甚至做出不恰当的行为。就像宋某私自从他人书包中搜出平板上交，反而侵害了他人权益，也偏离了教育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