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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是这部作品的大背景，1937年日军占领河南安阳，对无辜百姓进行血腥镇压，而后母戊方鼎恰巧出土于‘国破山河在’的战争年代。”余耕指出，史实是小说的骨架，而人物和情节则是血肉。他在此次作品中的群像描写令人印象深刻，从忠义兄弟到市井小人物，无不鲜活立体。忠诚者如安顺子代表底层江湖艺人，背叛者如苟耀才象征身不由己的棋子命运，每个人物都映射社会一角。而其中通过人物勾连起的时代碎片，最终得以让历史变得可触可感。

对于类型化写作与纯文学价值的取舍，余耕持务实态度。他认为两者并非对立，“纯文学追求文学品位，类型化写作拥有读者。”他坦言，自己不追求建立历史认知范式，而是努力融合：“让类型化写作具备更多文学性，让纯文学更容易让普通读者接受。”这种平衡在《问鼎1939》中体现为既有惊险情节，又有深层深刻的人性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