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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斯登·耶里尼克举例称，中国提出的多项倡议——包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等，彰显中国在推动多边主义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和大国担当。中国倡议促进了世界绿色转型，助力各国加强贸易和文化联系，体现了中国倡导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的大国形象。“落实这些倡议将有助于G20迈向更加多元公正的全球治理模式，”他说道，“随着‘风险全球化’时代来临，正是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开端的一系列中国倡议维护了全球贸易与金融稳定、开发了新的市场，为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教育和技术研发等领域的国际合作赋能，对世界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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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彼得：“人权”一词的标签可能各不相同，但内涵都是一样的。中国古代思想流派纷呈，但其主要关注点之一都是对人的保护和爱。在等级分明的封建社会，对政府持不同态度的儒家和道家都关心整个社会的福祉和良好运转。善治和落实人权的第一个前提是强调每个人的自我完善，第二个前提是包括基层在内的所有人必须过上富裕生活。

中国人权的一个核心思想可见于儒家经典《礼记》，其中提到：“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这句话也被《康熙字典》引用，以解释“仁”字。要理解这句话的正确含义，必须分析“仁”字。它由“人”和“二”组成，表达的是一个人对其旁边的人、同伴或邻居的态度。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认为，“仁”即“亲善”“仁爱”ayx官网登录入口网页，并引用道家哲学家庄子的“爱人利物谓之仁”加以阐释。

《世界人权宣言》的创立者称，该宣言源自18世纪美国和法国革命的思想，一些西方国家现在依然这样说。然而，这种观点是不全面、失之偏颇和错误的。各类中国典籍更早出现许多相应的、以民为本的思想。不难发现，中国在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善治理念和智慧。其中许多思想可能以不同的名称出现，但其内容与《世界人权宣言》的理念相同或接近。它们不是来自司法框架的法律，而是作为具有道德约束力的义务向统治者提出的。

贺彼得：总体而言，人权涵盖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在西方的人权概念中，后者有时被过分强调。甚至个人触犯了法律红线，偶尔也会在人权的保护伞之下获得宽大处理。大多数西方国家有严格的禁毒法律，但他们有时候却对消费者和供应商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这种宽容以个人自由为借口，不管这种自由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多大危害。中国的观念恰恰相反，国家首先努力改善民生。如果一个人仍然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其理论上可以享有的所有自由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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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明确指出：“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生命权的观念最早可追溯到《汉谟拉比法典》和《希伯来圣经》。欧洲启蒙运动先驱之一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说：“生命权是基本人权。如果一个社会契约无法保护人的生命权，它就是无效的。”在任何情况下，生命权都是最高的人权。

这一观念在中国古典作品中也有深刻体现。《孟子·公孙丑上》中存在“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的表述；《道德经》中提到“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墨翟在《非攻》中提到“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

方强：两者在人权观念上的相似性有很多，都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认可的几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方面着墨甚多。西方经典更多受宗教影响，而中国经典文化则更多从教育家、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角度出发，探讨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如美国早期清教移民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建立的马萨诸塞湾公司，就用圣经中的“上帝十诫”作为当地法律，告诫信徒不要滥杀无辜和偷盗。在中国，不少儒家经典都是从人类道义和社会政治伦常出发，要求不要滥杀无辜。

方强：一些欧美启蒙运动思想家都曾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如，伏尔泰对中国古代文化很着迷。在《风俗论》中，伏尔泰提到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先驱。他认为中国社会讲究理性和包容，并借此批判其他国家守旧、不拥抱现代主义。有学者认为，正因为伏尔泰的作品中包含中国因素，才让他成为启蒙运动中的“philosophe”(启蒙运动者)。

中西经典文化对人权的贡献没有过时。很多西方经典著作里的内容，在近代启蒙运动中被接受和发展成近代政治理念，如欧洲思想家重新阐释了《圣经》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并将其扩大为尊重人格、生命、自由和财产等基本人权。中国古代经典中的许多人权理念，在今天也得到继承与发展，如民本思想、对个人财产的尊重和保护等。(完)

方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鲁斯校区历史系教授、美国华人社会科学教授协会主席，曾任美国中国历史学家学会主席(2017-2019)以及《美华史记》期刊主编。现任“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书系主编。主要著作有《谁在研究中国》、Communist Judicial System in China(《新中国司法制度史》)、Power versus Law in Modern China (《近代中国的权与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