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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阐释框架都没有完全摆脱现代西方人权观念的影响，没有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思维逻辑出发思考。即便是现代西方的人权概念也不是古已有之，而是很晚近的产物，是理性主义、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等思想和现实的运动共同交织在一起才产生的概念，其前提就是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理解。用哈贝马斯的话讲就是“主体性原则确立了现代的文化形态”。
所以，我们应跳出现代西方人权概念的解释框架，也尝试着以升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权思想观点进行罗列和分类的研究模式，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出发，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框架之内，寻找其对“人”和人权的本质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权思想，是中国式人权文明的重要思想基因，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的人权理念、人权制度以及人权实践。所以，问题不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有人权思想或者到底有多少现代人权思想的萌芽，而在于中华文明对于“人”的理解是建立在何种思维基础之上，这一思维范式能够为现代人权话语体系创新提供哪些思考，能够打开一个什么样的思想空间。
李龙：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说：“古代中国的主流思想世界的中心，就是在论证和建构这种解释的系统：它需要说明，天地的空间和时间格局，帝王与帝国的政治结构，人间的社会伦理道德，自然的万事万物，是如何完美地被纳入这一秩序中的”。这一秩序得以建立的根据就是“天”。“天”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不仅是终极思考，还是一种解释框架，宇宙、天地、自然、社会、人事的秩序和规律，都是依托于“天”而建立起来的。绝地天通的故事，“是有关中国古代巫觋最重要的材料，它为我们认识巫觋文化在古代中国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提供了关键的启示。天，是全部有关人事的知识汇聚之处”。巫觋文化是早期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根基。
首先，天运行的规律是天道，天地之大德曰生。日月山川，天地万物都是道之文也。其中蕴含的是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在从天到人的秩序结构中，其间是化生万物、生生不息、元气淋漓生命的包容和创造精神。“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所以为大也”(《礼记·中庸》)。这也构成了我们所理解的人类的文明精神。
那什么是“文明”呢？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说得非常清楚。“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开云入口，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是中国人对文明问题和人的问题的独特理解。有了人开云入口，天地之道才真正地彰显出来，也即是“文明”。
其次，在这样的宇宙秩序和文明的视野中，正如美学家宗白华所说：“中国哲学是就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道’具象于生活、礼乐制度，‘道’尤表象于‘艺’，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古人强调敬天、明德、知礼。因为礼本身就是从祭祀仪式演化出来的一套规则系统，圣人制礼作乐，亦是如此。治定功成，礼乐乃兴。这也就是《礼记·乐记》所说的：“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由外作，乐自内出。四位一体，才能让社会治理符合天地之道，规范、有序、和谐。
既然天地万物是生生不息的系统，人的有限性在这种生生不息的无限性面前，便获得了永恒的意义。“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无论是对人的思考，还是礼乐制度的设计，抑或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都是要上下、天地合德。所以，在个体层面上，中国文化注重的是个体人格的培养和生成，体悟、把握道的节奏，治历明时，正位凝命。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李龙：人权是现代概念，但也是涵盖了哲学、法学、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等诸多学科的复杂概念。有学者认为开云入口，人权属于法律发明和体制建构。有学者从哲学基础的角度开云入口，将人权思想分为自由主义人权思想、社群主义人权思想、国家主义人权思想、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儒家学说人权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思想六种理想类型。也有学者提出了文明相容的人权观。
中华文明对现代人权话语体系构建的意义就在于，对于人权问题的理解，其实涉及到的是对人之存在，人之价值乃至人类理想、宇宙秩序、文明图景的重构，如何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文明精神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充分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构建体现时代精神、契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当代中国人权观，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完)
李龙，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院长，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兼职中华美学学会马克思主义美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兼理论批评工作委员会主任等。发表学术论文五十多篇，出版学术专著五部、译著一部，主编、合著十余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等各类项目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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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份《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受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龙岗大队委托，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对姚某明的刑事类行为能力进行鉴定。经鉴定，姚某明存在酒精有害使用及酒精依赖综合征，但这种精神状态不属于精神病开云入口，只是滥饮酒和酒精成瘾；且截至涉案后（含涉案期间）尚未因酒精导致急性或慢性精神病性障碍及智力（含记忆）等认知功能损害；姚某明虽因失眠而服用助眠药物，但案发前一天因饮酒未服此类药物，虽案发后在其血液中检测出微量氯硝西泮，但对其驾驶行为时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不构成影响；鉴定检查也未发现其他影响其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理因素。综上，鉴定意见为：1、姚某明存在酒精有害使用及酒精依赖综合征；2、该症状不属于《机动车驾驶申领和使用规定》中的精神疾病（含精神病、癔症）；3、姚某明的肇事行为无精神病理因素影响，辨认和控制能力正常。
该案遇难者家属、伤者及代理人认为，《司法鉴定意见书》使用技术规范包括《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下称《CCMD－3》）、《国际疾病和相关健康问题分类第十版：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下称《ICD－10》）。其中，《CCMD－3》分类就有“10.1酒精所致精神障碍”，10.x3为“依赖综合征（成瘾综合征）”，10.x4为“戒断综合征”； 《ICD－10》编号F10为“因使用酒精所致的精神和行为障碍”。“根据上述两份文件规定，既然已认定姚某明存在酒精有害使用及酒精依赖综合征，那么必然得出姚某明有精神病性障碍。《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前两项结论自相矛盾，鉴定结论2不符合鉴定意见的法定采信规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在发表辩论意见时，检方坚持其在第二次庭审的意见，即认为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姚某明刑事责任，姚某明构成自首情节；希望法庭在定罪量刑的时候，既要考虑姚某明认罪悔罪的态度，更要考虑被告人姚某明发生事故时血液中酒精含量、超速情况，以及发生事故后，姚某明既没有积极保护现场救治伤者，也没有主动地向被害人及其家属道歉，赔偿的金额也没有弥补被害人的全部损失，没有得到被害人谅解等相关情况，依法予以判处。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2023年10月24日下午，刘霁虹（澳籍华人）驾驶盛万江公司黑色商务车搭载公司董事长钟国英、董事钟昀、销售经理江元谦以及一名意大利籍客户，正常行驶至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南坪快速路保安立交桥路段时，被姚某明驾驶的汽车追尾，致使商务车车身前部与左侧护栏发生碰撞。此后，商务车又撞上同向行驶的车辆。此次事故导致钟国英、江元谦经抢救无效后死亡，其余3人受伤，其中刘霁虹重伤。深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龙岗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下称《认定书》）显示，经鉴定，姚某明血液酒精含量为220.48mg/100ml开云入口，且超过限速标志的最高时速（限速60km/h，实际119km/h，超速98.3%），应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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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阔纳先拜巴扎村的村干部很清楚，插秧机早已不是什么新奇玩意，而推进农业生产方式也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曹力表示，要把工作顺利推进下去，就要从理念这个根本入手：“插秧机的引入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正好帮助村民们‘翻整’旧思想，种下新观念。”村干部都非常赞成曹力的看法，广泛动员，细致而又通俗地给村民解释插秧机的用途和长处。在村干部不懈努力下开云入口，今年春种，使用插秧机的村户已经达到80%左右。
下一步，阔纳先拜巴扎村在“种”、“收”两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准备在“养”、“管”方面发力。曹力通过赴实地考察、邀请水稻专家到村指导等方式，引入了封闭式除草、科学施肥等方式，目前已经部分推广。封闭式除草要求在播种开始前即进行一系列措施防患于未然，而非等稗草冒头才予以铲除。科学施肥则要扭转目前村民过度施肥的现状，以免“过犹不及”，反而导致水稻亩产下降。
“我们请水稻专家打造了一亩试验田，同时划分了一类（既科学施肥又使用插秧机）、二类（仅使用插秧机）、三类（完全传统种植）田地，这三类田地的实际效果是一目了然的。一类田的亩产可以达到每亩750公斤-800公斤，比三类田的产量高20%以上。虽然一些方法、观念村民还在逐步接受中，但只要让村民见实效、看真章，他们也会积极拥抱改变。”曹力说。
阔纳先拜巴扎村水文条件优越，处于叶尔羌河下游，又紧邻依盖尔其水库，有着丰富的水资源。随着插秧机等现代化农业设备的加入，阔纳先拜巴扎村自身水稻产量稳步提高的同时，也带动镇上其他村落广泛种植水稻约8000亩。同时，阔纳先拜巴扎村也将插秧机等设备作为共享资源，为邻村提供便利，整个依盖尔其村的水稻产量都有很大提高。
